有学问的外国人都怎么起中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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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2月26日，历史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与世长辞。

　　乍一听，可能很多人以为史景迁是个中国人，其实这是一位西方人起的颇具东方意味的名字。史景迁本名为乔纳森·斯宾塞。许多研究中国历史的海外学者的中文名字都十分具有迷惑性，费正清、孔飞力、施坚雅，乍一听都以为是中国人。其实，给自己起一个地道的中文名字，可能是这些人的悠久传统。那么，有学问的外国人，是怎么给自己起中国名的呢？

　　入乡随音也随俗

　　说得夸张点，最先一批入华的外国人，费了老大劲儿漂洋过海踏上了中国土地，到头来可能都没法掌握自己的命名权。

　　这一点，遣唐使阿倍仲麻吕（一说阿倍仲麿）就体会过。公元717年，这位一心入唐求学的日本贵族历尽艰辛远渡重洋，终于如愿踏入长安。在长安太学读书期间，他得到了自己的第一个汉名——仲满。在加藤隆三木为其所著的传记小说中，仲满的第二次得名——晁衡，不仅是玄宗李隆基钦赐，更有了不同寻常的意味——

　　“‘朝’里有‘日’，‘朝’‘晁’相通，嗯，‘晁’字不错。姓里给你放一个‘日本’的‘日’字。西汉有个晁错，知道吗？就是这个晁错的‘晁’。名字嘛，‘衡’字如何？均衡的衡，你性格平衡而中道。衡里有鱼，连年有余，不愁吃穿。”

　　情节多少存在文学加工意味，却也把“晁衡”二字的内涵解释得明明白白。晁衡没有辜负这个东方名字，余生几十载都在自己仰慕的唐朝为官，深得玄宗信任，更与王维、李白等人结下深厚友谊。多年后，晁衡东归，途遇暴风雨，长安的故友以为他已经遇难，悲痛不已，李白还满怀凄伤地写下一首《哭晁衡卿》，用一句“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诉尽了对这位日本友人的思念和痛悼。

　　比起晁衡的诗意浪漫，后期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取名时便多了点别的考虑。

　　16世纪开始，第一批耶稣会士在葡萄牙国王的批准和资助下陆续进入中国。千里而来，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在东方世界传播西方教义。然而，要想顺利传教，头一个阻拦在传教士们身前的便是文化这关。

　　以最快速度融入中国社会，成了传教士们最紧迫的任务。

　　改名，成了一个好办法。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就曾琢磨过这个法子。这位出身于意大利贵族的耶稣会士，全名玛泰奥·利奇（Matteo Ricci），中文姓名“利玛窦”，分别来自他本姓第一个音节Ri的音译，以及名Matteo的音节。据研究者推断，“利玛窦”这个名字，和中国文化或诗情画意的关系其实不大，反倒是利奇为了“文化适应”选了一条捷径——“入乡随音”，将本名改写改写，得了一个让大家好懂好记的中文名，这下和当地人打成一片，不就简单方便多了？

　　不止利玛窦，同时期许多进入中国的传教士，都把“入乡随音”玩得挺溜儿。比如西班牙籍的Diego de Pantoja，将姓的第一个音节“pan”译为庞，Diego翻译成“迪我”，就成了“庞迪我”；意大利籍的Alfonso Vagnoni化身成了“王丰肃”。

　　这都是权宜之计，渐渐地，传教士们又有了新的追求。既然入乡，就得随音又随俗，换句话说，取汉名，不仅要翻译，更要翻译得信达雅，把自己感受、理解的中国文化编织进去。比方说——

　　意大利籍的Giacomo Rho，就给自己取名“罗雅谷”；德国耶稣会士Johann Schreck，愣是把充满西方气息的Johann（约翰），转译成了“玉函”，邓玉函，谁能想到这是一位从德国远道而来的朋友呢？

　　而比起这两位，把中国名字钻研出中国味道的翘楚，还得是南怀仁。

　　这位出生于布鲁塞尔的比利时传教士，原名FerdinandVerbiest，不同于其他传教士，他的汉名同自己的本名关联并不紧密，反倒用一个“仁”字，把东方美学深深嵌入了自己的名片。

　　1659年，在意大利教士卫匡国的影响下，南怀仁放弃原本去南美洲传教的想法，东行来华。在陕西传教后，南怀仁奉召入京，供职于钦天监。怀仁，这个汉名伴随着他行走朝廷、为人处世。康熙三年（1664年），受鳌拜支持，反对西学的杨光先罗织罪名，南怀仁和汤若望一起受到诬陷入狱。当时的汤若望已近暮年，口齿不清，南怀仁坚持代他申辩，更是放弃了自己可以出狱的机会，直到为汤若望办完后事。时人感念其仁义，特别赞颂道：“汤马法已拟si罪，他人将趋避之不暇，而怀仁仗义为之辩护，诚忠友也。”

　　后来，南怀仁成了康熙的帝师。他研天文、观地理，著述无数。1674年，他打造出包含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在内的六件大型天文仪器。他还以一幅转译绘制的《坤舆全图》再次告诉清王朝世界为何物。

　　在这份“世界地图”中，南怀仁不仅采用了经纬理法，标识出五大洲的南北东西迄点，还以大段注记文字解释自然气象，更特地让本初子午线从顺天府穿过，满足了清王朝“中国为世界中心”的想象与憧憬。

　　中西合璧

　　带着汉名访华夏

　　历史的车轮驶过，激起的烟云散去，败落的王朝湮没，新的篇章掀开。

　　伴随现代化进程，东西方交流的大门逐渐开启。这时，传教也不再是西方人来华的唯一目的。相反，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被中国的厚重历史和深邃文化吸引，由此开启的东行旅途，也赋予他们的汉名不一样的特色。

　　“中西合璧”是这个阶段来华汉学家颇为青睐的起名法则。比如，日本汉学家虎次郎曾因敬佩培养出曾国藩、左宗棠等英才的湖南水土，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内藤湖南。

　　也有另一种组合方法，是给自己选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姓氏。据说，先后七次来华考察、行遍大半个中国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正是受“李鸿章”的影响，将自己的姓氏音译成了“李”，也正是这位“李”氏学者，经过对中国贸易的考察，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这个概念。

　　1937年，受中国剑桥留学生鲁桂珍博士的影响，在生物化学领域已小有成就的Joseph Needham毅然放弃自己的专业，转而钻入中国的科学文化，一字一句地学起中文，经过半个世纪的耕耘，著成享誉世界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以确凿的证据向世界图描出厚重而源远流长的东方科技文明。

　　有趣的是，他的每一本大作的封面上，几乎都会绘有六天君、温元帅这样的道家人物。人们不解，Joseph门儿清——在他看来，中国古代科学的创造发明和道家的哲学思想、术士的修炼实验密切相关，所谓“道家一方士—道教—术士”的思想、实践，或许沉淀着东方科技最本初的样态与内涵。正因此，他尤其欣赏《老子》篇章中的自然科学思想，也循此得了汉名“李约瑟”，还让自己以“丹耀”为字，号曰“十道宿人”。

　　19世纪末期，也有一位法国人两次来华。第一次来华，他驻扎四年，译注《史记》，编纂出《中国两汉石刻》；第二次来华，历时近一年，他冒风沙翻高山越深谷，足迹遍布了东北和华北地区，更拍摄了大量珍贵照片。宣统元年，这些历尽艰辛得来的资料被他整理成《华北考古图谱》，首次向西方学术界公布了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的照片，第一次将东方石窟艺术的惊人魅力展露给全世界。这些珍贵的照片，在龙门石窟后来饱经风化沧桑之时，成为学术研究、文物追索的重要依据。他叫爱德华·沙畹。

　　在汉语中，畹本意是小盆地形状的农田，古时三十亩地称为一畹。伴沙行畹，如此看来，这个名字，倒似是量身定做。

　　通联东西

　　把故事写进姓名

　　也有一些外国汉学家除了遣词造句，还把别的东西藏进自己的汉名。

　　比方说，情谊。

　　美国历史学家、中国学家John King Fairbank，汉名费正清。这是中国建筑学家梁思成送给他的礼物。正清，寓意正直清廉，赠名时，梁思成告诉友人：“使用这样一个汉名，你真可算是一个中国人了。”

　　有趣的是，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的汉名，也出自梁思成之手。这对夫妇不仅和梁思成、林徽因结下深厚情谊，更在他们的影响下醉心中国的建筑历史，拓片著书，让中国的建筑美学进入了美国学界的视野。

　　再比如，瞩望与期许。

　　出生于英国的乔纳森·斯宾塞，在中国历史的学海里耕耘半生，先后完成14部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在耶鲁大学研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期间，中国史学前辈房兆楹为他取了一个汉名——史景迁，寓意“景仰司马迁”。

　　或许也是追随史家的文脉，史景迁坚持以“讲故事”的方式写作，文笔生动，娓娓道来。

　　为自己起一个意蕴丰富的中文名，似乎是每一位海外汉学家的标配。近年来，更多有文化的外国人重视给自己起一个地道的中国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