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农民！

　　提到自己的父亲，相信每个人都会百感交集，千言万语到无话可说的地步。

　　父亲就是带给你生命的那个人，但我们听不到谁在感谢父亲。父亲就是年轻的时候庇护你，到老了又耻于依赖你的那个人。

　　要请求谅解的是，我的叙述将杂乱无章，就象纷扰的世事让人理不出头绪。

　　我没有见过父亲年轻的样子，因为当我稍懂观察人的时候，父亲已经五十出头了。读初中后有了小影集，想找一张父亲的照片加上去，翻箱倒柜却不见踪影。这让我大惊失色：父亲的人生居然没有证据？因此，父亲去部队探亲时，我带他上照相馆拍了半身标准。大约一年，这张黑白照就被放大，摆在神桌上，因为父亲去世了。

　　现在，我顺着记忆的路径往前摸索，尽量寻找最早的片断。印象中，极少与父亲打照面，作为家里唯一的全劳力，父亲太忙了。比较多接触的是祖父，举家出门干活或读书的大白天，祖父却经常在家写字，用毛笔写在草纸上。我还没有足够的能力翻越过高的木质门槛，通过呼喊，在祖父的帮助下才能进去。那是一间祖父幽居的厢房，有雕花木床和桌椅，还有硕大的木箱和壁厨。除了那张大床供我爬上爬下，还有许多东西供我搬过来又搬过去。大队在村对面的山坡上建起了水电站，发电那天，祖父站在门口望眼欲穿，夜幕降临，当电站亮起电灯时，祖父猛地回转头，发现家里的电灯也亮了。我站在祖父身边，牵着他的衣襟，祖父低头对我说：电确实快得很。

　　在一个十多口人的家庭里，我觉得自己是混水摸鱼长大的。我六岁时，大嫂就过门了，上面有四个哥哥和姐姐，后来又有两个妹妹，一般的家务活是轮不到我干的，特别倒楣的时候才被二姐逮住洗碗。春天，是一个饥饿的季节，虽然百花盛开，稻种刚刚发芽，家里就断粮了。春寒料峭的天气总是阴雨绵绵，父亲把生产队长请到家里，让到最舒适的位置──灶堂前说话。队长伸出骨节突出的双手罩在灶口取暧，木柴的火焰照亮了他紫色的脸庞，布满了举棋不定的犹豫。父亲侧对着队长展开冗长的叙述，围绕向他借蕉芋渣的主题。队长只一句话就让父亲回心转意，队长说：要还谷子。父亲沉默了。这时母亲煮好薯粉，盛了一大碗劝队长乘热吃下。当队长抬起筷子撩动薯粉时，父亲开始就谷子和蕉芋渣借还的比例跟队长讨价还价。当队长满头大汗地吃完薯粉，关于蕉芋渣的借贷意向也就基本达成了。队长站起身，拍拍沾在屁股上的谷皮报了一个数字走了，父亲终于露出了笑容。

　　队长闲置在屋檐下的蕉芋渣原计划用来冬天肥猪，风吹雨淋太阳暴晒，已经沤烂发酵，竹框底下钻出白胖的爬虫。母亲将它抓成团块，排在饭甑里蒸，虽然搅拌以大量的糖精，当打开甑盖，还是冲出一股猛烈的腐烂酸味。这种黑不溜秋的早餐全家都难以下咽，但父亲和大哥看上去仍然风卷残云，因为他们要干重活。蕉芋渣底下有地瓜饭，但那是中午吃的。地瓜饭之间用纱布隔了一团白米饭，那是祖父的专利品，我当然有一小分，不过要经过祖父中转。

　　这就是我所观察到的父亲艰难处境的一部分：下要维持全家的生计，上要尽儿子的孝道。祖父是我们那一带最有名望的木匠，但我所看到的是一个凭窗书写或挑灯夜读的老人，并没有目睹过他施展技艺。祖父撩起长衫走路的情形颇似孤傲的知识分子，印象中他极少跟家里人讲话，有一次同祖母发生了口角，不等我听懂一句，祖母已经把碗中的稀粥泼到祖父脸上。从此，祖父的食物就要由母亲或大嫂端进厢房。祖父和他同样穿长衫的老朋友一起翻阅纸质发黄的旧书，抬着罗盘指手划脚，我激动地跟进跟出，尽管不明白他们在干什么。传说，祖父受过高人真传，他的师傅有鲁班那样高超的手艺，仅三个月祖父就出师了，拿手绝技就是关起门来独自为新房子上大梁。传说查无实据，但作为得到祖传的大哥，他能干所有的木匠活却是众口皆碑的事实，包括房子家具、风车水车、水桶饭甑、棺材轿子，总之，凡是用木材做的都会。当然，酒店装潢、包皮沙发是弄不来的，那不是木匠，大哥说。遗憾的是，大哥曾经带过十几个徒弟，居然没有一个能出师。面对后继无人，大哥表现出从容。这不是吃苦耐劳的时代，他说，现在的年轻人一出道就想发财，虽然他们不学无术。

　　六岁那年，我算入学了，读的是“红儿班”。上学路上的木桥有宽敞的裂缝，我低头看着河水可怕地往前，徒然增添了对世界的恐惧。这一年大嫂过门，我爬上高高的磨盘，看大人穿梭般忙碌，大哥穿着雨靴跨过天井的动作叫人敬佩。同年发生的另一件大事是出生了一个妹妹，现在我已经无法形容突然发现多了一个小女孩时的惊讶，她嘹亮的哭声经年不散，伴随我直到去五里外的公社读初中。

　　

　　七岁那年发生的事情比较复杂：祖父去世、大姐出嫁、侄儿出生，这里只提印象深的。早晨，母亲派我去给祖父送火笼，祖父朝里睡，我推他不动。当我如实向母亲汇报时，母亲大惊失色的神情把我吓坏了，不久我就听到她失声的恸哭。我无事可干，站到门口看冬日的太阳，这时父亲回来了，他身后跟着去报信的人。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惊慌失措的样子：摘下斗笠又戴上，又摘下又戴上，如此循环往复几次，也就走完了曲折的田埂进了家门。那时候不准搞迷信活动，这让父亲伤透了脑筋。父亲请祖父生前好友到老屋的木匠房秘密扎冥屋，然而老先生不会扎侍女，万般无奈，父亲只好去请下乡知青。知青也不会扎，只会画，而且画在牛皮纸上的男女是西装革履。父亲说，只好叫他老人家将就着使唤了。我八岁那年也不平静：祖母去世、小妹出生。迫于生计，父亲一头是小妹一头是谷子，用箩筐把她挑到二十里外的外婆家去寄养。

　　综上所述，从我懂事时起，父亲就没有过平安的日子。父亲悄悄开垦自留地、偷偷种烟，母亲养种猪、夜以继日做裁缝，所有这些措施都抵挡不了家境的日益衰微。父亲总是在借钱，用来偿还生产队永远还不清的叫“缺粮”的债务。“缺粮”没还清，父亲有时挑着箩筐去生产队分谷子就会空手而归，这样，父亲就得年年向队长借蕉芋渣以供全家过春。父亲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起床叠被子、穿上袜子去做客，他刷牙和洗脸的动作，以及把手帕和纸币叠得整整齐齐的姿势都不象个农民。父亲从不讲粗话，逢年过节还要自己下厨，将粗陋的疏菜尽量弄得可口些。有一次，我向某人求教吹箫，他很吃惊：你父亲就是高手，还要向我学？我比他更吃惊，父亲活命都来不及，还有闲工夫吹箫？后来，我翻到了一张父亲的文凭，就相信他可能是个吹箫的高手。

　　

　　那么，父亲为什么既没有跟祖父学木匠，又没有出来吃皇粮呢？当我知道提这个问题的时候，祖父早就不在了。母亲回答我的是她自己的往事：我跑回娘家，娘家又赶我回来，有次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正好要过独木桥，打一次雷只能往前挪一步。母亲操纵着缝纫机，无数次地回忆这个经历，看来靠闪电照亮她回乡之路的痛楚确实难以忘怀。母亲是童养媳，比父亲小十一岁，当父亲回家结婚时，已经是快三十岁的大龄青年了，那可是四十年代。父亲从哪里回来，母亲就不知道了。有一种说法是父亲年轻时去泉州做烟草和药材生意，因局势动荡草草收兵。我就此说法向父亲证实，他笑了一笑说，试过一下。据说父亲还在某单位上过几天班，对此他顾左右而言他，讳莫如深的样子。父亲和母亲之间有没有爱情，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们从未红脸争辩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树立了父亲在我们心中的威望，关于他个人的过去，谁也不敢多嘴多舌。母亲除了回想她的“闪电夜行记”，讲得最多的就是父亲小时候恹弱的身体，如何被放置在木桶里彻夜号哭。父亲对此很不屑，好象你见过似的，他说。

　　父亲不提自己儿时的恹弱，却津津乐道他孔武的哥哥，如何的英俊潇洒才气纵横，如何的敢做敢当机智果断。父亲无意中透露了一个隐密，那就是祖父曾经把希望寄托在大伯身上，这就为父亲为什么没有继承木匠和为什么跟祖父冷淡标出了注脚。父亲在讲到他哥哥时，顺带会讲到祖父曾经也有一个出色的弟弟，在父亲口中，我的这位叔公比大伯更富有智慧和计谋，是那种怀才不遇的智者。父亲忍不住会为这两位前辈设想美好的前景，他们的出路有许多种可能性，可惜事实只有一个：他们都挨了00子。两代前辈挨了00子而我居然没有成为烈士的后代，大家肯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假如还不理解，我再补充一句：他们并非为行恶而受惩罚，只是在政治上站错了队。本来有兄弟的两代人就这样成了单传。有几次，我站在这两位先人的墓前，不禁悲从中来，灌木几乎遮盖了坟墓，潦草的墓碑上连名字也无处寻找。他们本来可能创造一种业绩，实现人生愿望，结果由于历史的偶然，只给世间留下空洞的缅想。可以告慰他们的是：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父亲人生最辉煌的段落是当上生产队的会计，这对我很重要。会计就意味着要经常去大队部开会，就意味着有白米饭吃。吃不完的可能性不大，估计是特意省下，总之父亲每次去大队开会都能端一孔白米饭回家。父亲将白色的瓷钵顶在光头上，向久候的我走来，那是我的幸福时光，兴奋得象一只鸟。父亲很年轻就开始理光头，这当然是他后来告诉我的，他说，这是出于对那位光头领袖的崇拜。父亲爱驮着我去买酱油，但我既要搂紧他的光头又不能遮住他的眼睛非常吃力。父亲能给我提供白米饭的显赫十分短暂，因为对大办养猪场提出异议，会计的职务很快就被免掉了。父亲赢得了“四类分子”的头衔，属于“坏分子”，批斗会上就能找到他的身影。那一段时间，全家人关门特别勤快，太阳刚下山，母亲就关门闭户了。然而该来的要来，绝不迟疑，我们总是在猛烈的踢门声中颤栗。如果是拉出去批斗，我也许会跟去一睹父亲汗流浃背的狼狈，因为露天会场就在我家背后；如果是押到果林场去劳动，遥远的距离就超过我的脚力了。关于中国农民、平头百姓、草木之人这些概念，我就是在心惊胆战的儿童记忆中建立起来的。

　　祖父的晚年做木匠简单到一个地步：只带墨斗，因为其它活都由众多的徒弟干了。有关祖父的品行，有良好的口碑：自带锅头为穷人做木匠；有关祖父的钱财，村里有许多不切实际的传闻：用整箱的银元送人。其实，祖父去世后，他留我们的银币相当有限。然而，祖父在五十年代初期给我们建了一幢全村最豪华的住宅却是事实，它的木质结构展示了祖父不凡的手艺。关于这栋房子，父亲曾经指着大梁回忆说：我一个人扛着它，不慎摔到山谷，正好架在石壁上，我抱住它，底下是万丈深渊。大哥跺着厅堂回忆说：这里原来是口深塘，父亲抱我坐在坎上，独自捞塘泥，边捞边对我说，乖乖坐着别动，我在替你盖房子。

　　

　　除了硕大的房子，祖父还开辟了一处硕大的果园。站在家门口就能眺望对面山坡上的果园，一条清澈的小河横亘中间。果园用结实而绵长的石墙围住，茅草结成的大门朝着起伏的山路，里面还有类似工具间的小房子。大人们时常带领我进去，在他们干活的间隙，我和二哥或者其他小伙伴先抬头欣赏一番柚子，然后举着竹杆敲枣子。桃和柑桔我们是不吃的，因为太多了，如果是夏天，爬上棕树捕蝉是最快乐的活动。七十年代初，这块地不幸被人看中，圆形的粮库在此拨地而起。那么，我们家到底得了多少补偿？80元，大哥肯定地说。后来，父亲只好在粮库围墙外的一角开垦荒地，当我读初中放假被父亲拉去劳动时，它已经初具规模了。1970年代末，这块地又不幸被人看中，不久，一座钙厂就竣工投产了。

　　到了1980年代，年过花甲的父亲开始步入晚年，再想干点什么也力不从心了。我去当兵没多久，父亲就写信说：公社的牌子换成乡政府，大队的牌子也换成村委会，其他都没变。

　　

　　父亲有非凡的酒量和出众的烹调技术，生活严谨并讲究科学种田，身材高挑衣着工整，不抽烟、爱计帐，喜欢为别人处理家庭纠纷，跟朋友开怀畅饮高谈阔论，对子女却懒得多说一句废话。这是我对父亲的总体印象。父亲对付我们的办法很多，但不是用打骂。比如我提出要吃一块饼，他会豪爽地说，想吃就去买嘛。他这么幽默让我十分难堪，因为钱还在他的口袋里，而我又不能自己去掏。父亲一生只对我笑过一次，初中毕业那年的暑假，我坐在门槛上吹口琴，父亲远远走来时面带微笑。我环顾四周并没有别人，说明父亲是在对我笑，这让我感动事态蹊跷。原来是父亲拆到一封信，里面有一张我考上高中的录取通知书。

　　

　　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不会想去了解父亲，也没想过要尽孝道，我们有自己的事业要干，总想等衣锦还乡给父亲一个惊喜。但是，你总觉得离成功还有一步之遥，父亲先放一边再说。等你猛然感受到父亲的存在，他已经病入膏肓向你招手告别。这就是和父亲通常的关系。二哥第一封信写到部队，是告诉我父亲生病住院了。第二封是电报：父病危速归。第三次接到的是电话：父亲去世了，回来吧。它们发生在一周内。

　　

　　一个普通的农民，用坎坷、起落来形容似有不当之处，然而，父亲的一生确实很难、很不容易，有一股叫人周身发冷的悲凉。所以，当我读到一些别有用心的作品把农民生活描写成诗情画意，就忍不住要破口大骂。作为苦难民族的一员，父亲个人的痛苦无足轻重，虽然他所有的美好憧憬、所有的艰苦努力，都在跌宕起伏的社会背景中化作一缕沉重的叹息。但是，父亲留下的迷津是悠远的，仰望久了，会发现它迷失在历史的天空中。

　　

　　想在一篇短文中写尽父亲，这显然是愚蠢的打算。可是，想回避农民父亲的人太多了，他们希望能赶快忘记贫寒的出身，就象忘记一段可怕的梦魇。当一个人连父亲都不想说或说不清楚的时候，他一定是个失语的梦游者。所以说，缅怀父亲就是缅怀一段中国往事，尤其当你的父亲是个农民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