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馆

　　1978年3月，我从北京铁道兵某部宣传队复员，就想着去天津群众艺术馆，因为在部队的时候，总能在队长那里看见《天津演唱》这本刊物，知道是天津群众艺术馆办的。复员回来，我就拿着在部队期间创作的各种作品，忐忑不安地来到当时在曲阜道的天津群众艺术馆，找到《天津演唱》负责人刘梓钰，后来他成了全国著名的曲艺评论家和相声作家。他看了看我，就叫我回去等。在家等了两个月，等得我牙床子肿起来，吃什么药都下不去，人消瘦了许多。5月，终于等到好消息，可以到天津群众艺术馆报到，那一天阳光明媚。

　　我在《天津演唱》编辑部当了曲艺编辑，刘梓钰任主编，杨磊副主编，姜申、何录荫、孙靖一、刘琳、高光地等任编辑，刘新森是美编，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了不起的人物，还有后来的高玉琮和宋勇。坐落在曲阜道上的天津群众艺术馆，是一座上百年的老楼，曾是著名的犹太人俱乐部。天津群众艺术馆人才阵容强大，仅是舞蹈干部就多达十几人，曲艺方面也是强手如林。《天津演唱》编辑部紧邻《天津歌声》，两个编辑部成为全市曲艺戏剧音乐的前沿阵地，培养了不少人才，在全国也声名显赫。当时冯巩、刘伟常去编辑部，我们在一起谈稿子，创作氛围很浓。记得，我曾经骑车到马三立老先生在南市的那个院子，给他记录和整理了十几个相声小段，受益匪浅。每次走的时候，都能看见他站在门口笑呵呵地招手送行。我在《天津演唱》的五年编辑生活，是很难忘的，让我开阔了眼界。

　　我和高光地是同年同月同一天到天津群众艺术馆报到，那次我见到他像一个大哥哥，亲切而幽默。随后我们几乎一直在一起，他学识广博，诲人不倦。我总能在他那得到需要的东西，于是我就一直在掏他的宝藏，可他的宝藏永远也掏不完，越积攒越丰富。他有几次本应该离开艺术馆，但都被拒绝了，或者说最后的结果是他选择留下。他对群众文化充满了热爱，从来没有抱怨过，总是富有激情，你和他说话总是看他笑，即便是他最困难或者最不高兴的时候，依然能面带微笑。他退休后患了肺癌，一经发现就到了晚期。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坦然地给我讲病情，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的病到了哪一步，但从来都是微笑着告诉你。听他爱人讲，他经常会疼痛，大汗淋淋，但都没有抵挡住他的乐观。我几次去看望他，他都是问艺术馆怎么样了，谁谁怎么样了，很少说他自己怎么样。我真的做不到他这点，因为我没有他的豁达心胸。我接到他爱人电话，说他去世的消息后，很久没有入睡，想到的都是他的笑容，都是我们在一起的一幕幕。我突然意识到，馆里的很多老同志都这么默默地走了，我的好大姐吴绵绵，一个京剧界的优秀梅派演员，曾经在舞台上叱咤风云；舞蹈界的理论家冯德也是肺癌，走的时候还在写文章，他对我遗憾地说，写不完了；我还想起比我小一岁的王恩立，一个致力于研究流行歌曲的著名老师，走前拉着我的手说，能不能让我回馆里再看看，我憋得慌，他看窗外景色的目光充满留恋。这些同志把一生贡献给群众艺术馆，把所有的情感投放到群众文化事业中，无怨无悔。对我有恩的刘梓钰也因为00去世，给我留下了好几本他写的曲艺论文集，嘱咐我守住群众艺术馆这个大家。另一个曲艺评论家高玉琮，也在今年告别我们，他临去世前给我打电话，说很想我，想和我聊聊《天津演唱》编辑部的那些老人和老事。

　　1983年春节前，我被任命为文艺部主任，那年我30岁。文艺部二十多人，我当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就这么带领大家在群文舞台上展示风采。后来我才知道，是馆领导班子看中我的年轻，有意识培养我。当时的群众艺术馆很注重培养年轻人，而且有计划有步骤有方法，现在想起来很有感触。我上任后总是往区县跑，那时馆里就一辆吉普车，开起来嘎吱吱地响。久了，群众艺术馆为区县基层服务的思路就越发清晰，我记得当年去蓟县(今蓟州）时是坐火车，下车后蓟县文化馆的孙主任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驮着我到文化馆。我们举办了全市第一个交谊舞培训班，参加者需要排长队报名，当时还差点儿挨批，说我们思想不健康。我们举办的流行歌曲培训班也是挤破头，想起来声乐培训专家吴锦艳和王恩立都是年轻人，也是开创了声乐培训的先河。当时在群众艺术馆有一个歌舞厅叫黑森林，在全市也是最早的，每天都能听见里边传出的舞曲声，弄得你脚痒痒。吴绵绵应该是一位京剧名家，她到艺术馆报到是我接待的，成了她的领导，应该说京剧是她伤心的一个疤，可京剧又是她心灵里的圣殿，她说拿着她的脸到北京，把能想请来的专家都请来讲课，然后跟学员同台表演。我记得孟广禄、张克等一批后生都受过益。我知道她一直想重新登台演一把《贵妃醉酒》，于是就点燃了她的希望。那天在馆里的剧场，台下观众满满当当，甚至有不少人站着或者坐在台阶上。当吴绵绵谢幕的时候，我看到她满脸都是泪水，冲刷了浓浓的戏妆。

　　1994年，我被任命为副馆长。那年我41岁，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当时市文化局的群众文化处，跟我们在一个楼里办公，为此互相沟通很顺畅。那时总是办班，对象就是各区县文化馆的基层业务干部，还有就是总跑乡下，我对各区县文化馆的位置、任务、人员很熟悉，甚至能基本叫出各区县文化馆人员的名字，成为好朋友。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就办好了，也很少有什么障碍。我最爱去的是河东区文化馆，因为要在大光明电影院那儿乘摆渡，推着自行车，听着叮铃铃的铃声，看着海河水缓缓流淌。过了海河，就是当时在曲艺界很有影响的河东区文化馆，能看见毛馆长笑吟吟地看着你，伸出温暖的手。在那总能看见京东大鼓表演艺术家董湘昆，还有他徒弟倪万珠，以及天津快板名家王家骏、刘德印。跟他们说曲艺、聊创作，现在想起来都很亲切。

　　1995年，我被调到市文化局工作了半年，担任了首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办公室主任。那时觉得站在一个更高的台阶上，能有一个新的视野，天津群众艺术馆担负着群众京剧活动，海河两岸响起的二黄之调，荡漾在海河水面上。1998年，群众艺术馆临时搬到了洛阳道，因为要准备在原址建新的馆舍。洛阳道的临时办公地点是曹锟姨太太的旧宅。我们在那里工作的时间不长，因为我们是租赁文化局幼儿园的房子，楼上是一群活波可爱的孩子，办公时能听到孩子的笑声和歌声，觉得自己也年轻了许多。很有意思，我的女儿李娟就在这里生活过三年。每次看到这群孩子就好像看见我闺女在这里茁壮成长，冲着我笑眯眯的样子。很快，我们又搬到了平山道，这是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房子。平山道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就在平山道小学和实验中学上学，那里有我的童年。能起名为平山道，是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坐落在这里，是一群来自平山剧团的演员们奠基了这里的文化氛围。因为群众艺术馆和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活动有沟通，我经常去的是剧院的小剧场，我们在那里演小品，组织歌手大赛。其实，我在那里看话剧是我的生活享受，这个享受一直伴随我很多年。后来，我和女儿创作了话剧《下一站幸福》，由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在小剧场上演了上百场。我很多次地在那里陶醉，与观众一起笑、一起鼓掌。在平山道期间，我们没有因为简陋而影响工作，但有一个细节让我至今难忘，为了馆里发展，我们想聘用几个大学毕业生。他们那天过来看了看，结果转天一个来的都没有。后来知道，人家见我们这种环境觉得没有什么发展，上厕所都是男女共用一个，就毅然投奔高枝去了。这件事狠狠地敲响了我，我觉得群众艺术馆一定要有自己的新馆，要有引来凤凰的梧桐树才行。

　　2002年，我49岁，担任了天津群众艺术馆馆长，当时李戈、刘新森为副馆长，钱慧大姐任书记。新的班子有了新的规划和设想，2003年，群众艺术馆在五大道之首的睦南道有了自己的新馆、新的气象。可惜的是，李戈接替我担任馆长后，在今年夏天因病去世。去世前一个月，我们还在烟台召开的会上见面，看他步履蹒跚的样子，我心里很难过。天津群众艺术馆在睦南道有整整10年，也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留念的日子。睦南道路面不宽，但两旁的绿树却十分茂盛，使得整个街道安静而气和，充满了浪漫之境，在春天和秋天更是如诗如画。我觉得睦南道是五大道中最美的一条路，为了看这个美景，我每天上下班都骑着自行车往返。因为，晚上下班时慢慢骑过是一种享受。睦南道安静，树阴成伞，不重样的楼房接踵而来。只要外地群众文化同行来到我们馆作客，我就要带他们在睦南道走走。他们惊呼，你们天天在天堂啊。2013年，我去西藏昌都新建成的图书馆讲课，这个图书馆是天津帮助援建的。站在讲台上，我觉得头开始发晕，讲课的时候本来记得很清楚的东西变得模糊了。我知道这是缺氧造成的，于是我努力控制着自己，台下上百人专注地看着我。我的记忆和模糊对抗着，因为我没有讲稿，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去完成。当我讲到藏族舞蹈的变化时，情不自禁地走到前台跳起来，大家笑着鼓掌，我跳完了踉踉跄跄走回讲台，就开始喘起来。当我走下讲台时，主持人问我是不是需要吸点氧？我回答，感情战胜了理智。那天中午，我们吃饭，忽然推过来一个小车，车上有蛋糕和蜡烛。我迷惑中得知今天要给我过60岁生日，英俊的康巴汉子和美丽的藏族姑娘，用藏语、汉语和英文给我唱生日歌。我在切蛋糕时眼睛湿润了，因为这个生日在昌都度过，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2013年，天津群众艺术馆第四次搬家，搬到了现在的新围堤道口，一幢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四次搬家，标志着群众艺术馆的四次发展，也标志着天津社会的巨大变化。2014年春天我退休，馆里的同伴们给我开欢送会，几次讲话都因哽咽而中断……那年我61岁。（来源：天津日报　|　李治邦 刘向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