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农民工“建起”尊严

　　除了每两分钟就有飞机轰鸣而过,位于北京东郊温榆河畔的皮村,和其他城郊接合部的村庄并无太大区别。这里住着6000余人,其中约5000人是外来打工者。他们有的在附近工厂做工,有的在村中靠服务业为生。

　　皮村有个打工者都喜欢的去处——“工友之家”。那是个1000多平方米的用旧仓库改造成的院子。院子的正北边,是黄色半球形顶的新工人剧场,远看颇似微型国家大剧院。此外,院里还有简陋的电影院、二手货超市、图书馆、博物馆。这一切,都免费对工友00。

　　“工友之家”的主要创办人孙恒总是很忙。接受采访的过程中,他不断接到电话,应答的语速极快,且井井有条。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只身赴京寻找出路的迷茫青年了。

　　1975年,孙恒出生于河南开封,父母是林场的工人。从河南省安阳师范学院艺术系音乐教育专业毕业后,他成了开封第四中学的一名音乐教师。

　　在严格按教学大纲施教的学校里,带着一把吉他教课的孙恒显得太特立独行了,那种环境也让他觉得压抑。

　　1998年10月,孙恒独自来到北京。走出火车站的那一刻,他面临的第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怎么吃饭,晚上住哪儿?孙恒告诉记者:“最初的日子,我当过搬运工,也在街头发过小广告,最苦的时候,10块钱要花一星期,我就去清华第十食堂,因为那儿有最便宜的菜,5角钱一份,是卖给贫困生的。北京冬天特冷,不生火会熬不过去,我又没钱,就扛着,晚上常被冻醒,心情特沮丧。那段时间,我认识了个卖煤球的大爷,他浑身上下全是黑的,却一边运着煤球一边还在笑。他跟我聊天,‘别怕,小伙子,我孩子跟你差不多大,也在外面打工,你看我都这么大年纪了,也在打工。’那天晚上,我整夜都没睡着,脑子里就是大爷那张脸。他像一块煤,在我心里发光、发热。”

　　第二年3月,“在北京无法找到自己位置”的孙恒背着把吉他,开始到各地流浪,沿途靠卖唱和给人打短工为生。“我在地下通道里唱歌,和在那里摆摊的人聊天,和他们一起躲城管。我特别开心,和他们在一起,我体会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温暖。”孙恒说。

　　也是在那段日子,孙恒创作了一些反映打工者生存状态的歌曲,《彪哥》是其中的一首。彪哥是孙恒在一个工地上遇到的工友,来自安徽,矮矮的、黑黑的。一天,他坐到孙恒身边,伸出长满老茧的手:“你看,我只有这双空空的手,但我要靠它养活我的老婆、我的孩子、我的父母,我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加班就干十七八个小时。累了我就喝酒,喝完酒我就想家……为什么我们从农村来到城市,用双手盖起高楼大厦,城里人却瞧不起我们?”彪哥的话,深深触动了孙恒。

　　1999年,他与另几个打工者成立了打工青年艺术团。他们唱歌、说相声、演小品,素材无不来自打工者自己的生活。他们免费给工友们演出,找块空地就是舞台,工地上的探照灯一照就是灯光,钢筋棍绑上话筒就是音响……艺术团条件简陋,却因演出了打工者的自信和尊严、生活的艰辛和苦痛、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大受欢迎。

　　一年中秋节,他们结束演出后去餐馆吃饭,碰见餐馆的20多个服务员也在吃团圆餐,当即决定,为这些同样没能和家人团圆的姐妹们加演一场。当孙恒唱起“想起那一年,我离开故乡,离开生我养我的村庄……”很多女孩一边大口喝着啤酒,一边流泪。当他唱到《天下打工是一家》,很多人喝着哭着就开始笑。孙恒说,多年后,这个场景仍会不时浮现在自己的脑海。“这是一种长期郁积的情感的爆发。当我们离开老家,进入城市,我们发现自己一无所有,遇到问题时甚至连个诉说的地方都没有。这个城市中,没有我们的家。”孙恒说,从那时起,建立“工友之家”的想法就在心里萌芽。

　　打工者的贡献,在历史上的地位,被忽略了。

　　孙恒看到很多工友的实际困难,并逐一想办法帮大家解决,这成为后来“工友之家”的雏形。

　　工友想看书,孙恒就找大学社团和出版社募捐图书,在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提供的教室里办起了互助图书馆。

　　工友想学电脑,孙恒就去一些公司募集淘汰的电脑,请志愿者做老师。“开班前,我们贴了很多海报,咨询的人也特多,但几乎没人相信有这样的好事。”第二期开始,电脑班期期爆满。

　　在皮村的一角,有座相对安静的校园——同心实验学校。校舍虽然简陋,却是孙恒最重要的一份事业。2004年10月,打工青年艺术团受到媒体关注,他们的唱片《天下打工是一家》推出后,卖出了10多万张,7.5万元的版税,成了他们的第一笔大收入。以此为启动资金,演出队队员和志愿者们在皮村建起了同心实验学校,学校现有约500名学生,都是周边村落跟随打工的父母进京的孩子们。

　　之后,依托学校收入,孙恒和同伴又在附近租下个院子,正式命名为“工友之家”,建起了免费电影院、图书馆、二手货超市,并利用一个演出团体留下的帐篷,搭起了新工人剧场。

　　就这样一晃两年,眼看就要迈入2008年的门槛,孙恒耳边开始频频出现“北京奥运”“改革0030年”等词汇。“我们的经济飞速增长,却少有人看到,这个城市最脏、最苦、最累的工作都是打工者在做,他们作的贡献,在历史上的地位,被忽略了。”孙恒于是在租下的院子里辟出几间房,筹建起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博物馆建成后,全国的很多工友都无偿捐出自己的证件、厂牌、服装、工具,还有书信、日记、工资条等,这才有了现在展出的2000多件实物。“辛苦了半辈子的他们从没想过,自己用过的旧物件竟能进博物馆,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得到了认可。”孙恒说。这里有件展品,是2002年收容制度还没取消时,孙恒本人的暂住证。“有一次,因为忘了带它,我被罚款50元。”

　　记者看到,馆内被分为几个主题展区,包括打工30年流动史、女工、留守儿童及工友摄影队的专题图片展等。

　　如今,每到黄昏,附近村落的工友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都会聚集到“工友之家”。在二手货超市,他们能以低廉的价格买到生活所需;图书馆里,每个捧着书的人都专注而认真,这里的书已由朝阳图书馆专供,并定期更换;女工们最喜欢的,是跟着小学的老师跳舞;偶尔,工友们还能在剧场里欣赏到打工青年艺术团和其他志愿团体的演出;每到周末,城里刚下线的影片,会在这里的电影院上映。

　　整个“工友之家”的工作人员,除了艺术团的20来个固定成员,还有不断前来帮忙的志愿者;孙恒身上,也多了一连串头衔,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总干事、打工青年艺术团团长、同心实验学校校长……这一切,放在几年前,孙恒想都不敢想。

　　很多人曾以为,“工友之家”所在的皮村近期不会面临被拆迁的命运。可根据最新规划,在未来一两年内,皮村将变成大型金融服务区和度假村。一旦拆迁,“工友之家”怎么办?孙恒想过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也很坚定:重新寻找工友聚居的地方,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