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袁可嘉诗歌奖揭晓

　　来源：澎湃新闻　|　范佳来

　　原标题：第四届袁可嘉诗歌奖揭晓：余怒、杨铁军、霍俊明获奖

　　9月20日，第四届袁可嘉诗歌奖在宁波慈溪市举行颁奖典礼，诗人余怒凭《蜗牛》获得诗集奖，翻译家杨铁军凭《奥麦罗斯》获翻译奖，评论家霍俊明则凭借《转世的桃花》获诗学奖。

　　

第四届袁可嘉诗歌奖颁奖典礼。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袁可嘉诗歌奖由《十月》杂志社、慈溪市人民政府主办，每两年举办一次。本届袁可嘉诗歌奖评委由吉狄马加、欧阳江河、何向阳、高兴、西渡组成。评委之一、清华大学教授西渡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参评诗歌奖是一个艰难选择的过程，此次三位获奖者为投票评选而出，票数最高。由于名额有限，不少优秀的翻译和诗歌作品未能获奖，未来可能会考虑扩大候选人的收集机制，让更多优秀的文学创作者进入视野。

　　余怒：文学和诗歌的本质，是找到未被语言训化的自我

　　余怒的诗集《蜗牛》由124首12行诗和124首9行诗组成，是一部具有整体构思，结构完整、形式统一的诗集。“袁可嘉不仅是翻译家，更是伟大的文学教育工作者，改变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对中国文学复苏、新时期文学产生重要影响。”余怒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这是一个纯粹的奖项，得到这个奖我特别惊讶，也很感谢对我的肯定。”

　　火车疾驰时所见的旷野，

　　有着恋爱的意味。三两株杨树，

　　展开遂成杨树林——如同我

　　在语言中感受你。在天黑之初，

　　感受晚风是一种物质，头伸到车窗外，

　　看到天空由蓝变紫，而后我

　　希望自己是世界。可能每个人

　　都有这么想的时候,

　　称自己有一颗椋鸟的心。

　　——余怒《旷野美学》

　　评委认为，余怒这些从形式到内容都高度自觉的诗篇，融语言、形式、事物、玄思于一炉，既达到了对事物、场景、情感、经验的抽象，又保留独特的感性魅力和语言魔力，让事物和语言相遇之时所激发的神秘性得以充分展露，显示优异的诗歌品质。

　　在《蜗牛》写作之初，余怒曾给自己立下了一个写作目标：要达到“每一句话都是旧的，每一句话都是新的”的效果。“一个现代诗人如何处理写烂了的题材和意象，如何让陈词旧句起死回生这是一件值得琢磨的事；既要使用人人熟知的公共语言，又要藉此说出为语言所遮蔽的个体体验。”

　　在他看来，如今的文学形成一种固定的写作方式，读者形成固定的欣赏方式，所有的写作者都要对已经有过的模式化内容给予足够的警惕，才能保持自己的写作活力。“设想没有经过语言的人，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是千差万别的。一旦用语言来表达出来，却形成了一种整齐划一的感受，这是违背文学本质的。文学和诗歌的本质，是找到未被语言训化的自我。”

　　“对于我们写作几十年的人来说，把一个东西写得很通顺，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一个东西写得处于通顺和不通顺之间，就有反逻辑在其中，因为我们的思维已经被驯化了。”余怒认为，最好的诗歌在诗与非诗的最佳分界点上，也就是在人们经验感觉交叉的地方。

　　他计划写六部诗集，《蜗牛》是第一部，未来几部将“越来越乱”，越来越“看不懂”。一天工作10个小时的他，有时只能写出几百字。“我寻求每个字、每个语句都要在它们应有的、难以替代的位置上，像古人一样炼字炼句。”

　　杨铁军：翻译的责任在于为汉语写作提供活力

　　沃尔科特的代表诗作《奥麦罗斯》是一部现代史诗巨制，具有广阔深远的艺术维度和思想空间，其丰富、复杂和多元发人深思。对于翻译，既构成巨大的挑战，也意味着无限的可能。

　　评委认为，杨铁军用汉语呈现的《奥麦罗斯》基本传达出了原诗的爆发力和冲击力，同时又尽量保留住了原诗的新鲜感、紧张感和雕塑感，让读者明显感受到了原诗的鲜活灵动和磅礴气势，从而领略到了沃尔科特诗歌的独特风格和魅力。

　　杨铁军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当今时代的汉语写作受惠于翻译良多，就是因为翻译诗歌的那种冲击力、新鲜感的刺激，对事物的处理方式的启发。“我的诗歌翻译始终抱有这样一种比较理想化的目的，即持续给我们当下的汉语写作提供活力。这种活力当然不光是体现在词语上，也体现在词语如何把握现实的力道上。”

　　他表示，初稿进行到一大半的篇幅之后，他极度沮丧，一度想放弃。在第二稿中，他在每一行都进行了压缩，在简洁和拖沓之间找到一个尽量更靠近前者的平衡点。诗行因为缩短而增加了汉语中的爆发力，形成了紧张感，雕塑感。

　　第三稿在第二稿的基础更进一步，大约每一行又少了两到三个字。“诗行的流动性增加了，而长诗的恣肆却并没有减少。每一行都得在这样的限制中重新调整，这是我翻译《奥麦罗斯》最大的收获。”杨铁军表示。

　　霍俊明：期待真正能超越时代的文学批评出现

　　霍俊明所著《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是将日记、书信、随笔、诗歌、评论等多种文体元素嵌入到常规理论中形成的一部诗论。评委认为，它以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和冷静的心理分析视角，在对其精神导师陈超的人生之路与学术历程的记录阐释中，生动勾勒出一位优秀而独异的诗人批评家的人格肖像，并试图完成对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诗歌文化脉络及内在发展规律的深入解读。

　　霍俊明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当下中国的诗歌产量和人数都是巨大的，作为个体的阅读和评价都受到局限。如今，许多批评家没有尽到应有的义务，对一些较差的诗人做出长篇的高度评价，这是和批评家的良知不对称的。“批评家不仅应该提升自己的诗歌修养，还有人格修养。一个批评家没有人格和道义，我觉得这是可疑的。”

　　“现在的许多文学批评，未能真正面对当下汉语诗歌的难题和问题。”霍俊明说。“在自媒体的冲击下，现在的舆论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曾经产生过自我怀疑，认为文学批评不能面对宛如庞然大物一般的中国文坛，但写完这本书后，我找到了一个自我回答，也找到了诗歌评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我期待的不是大而无当的文学命题，而是真正能够超越时代的文学批评出现。”

　　在抖音、快手风靡的时代，诗歌是否还能吸引年轻读者？在霍俊明看来，如今广泛的媒体平台反而造就了更多诗歌作者和读者，带来开阔和多元化的视野。在高校中，依然不断有年轻诗人涌现，相比过去的诗人，他们关注的题材发生了变化，科技、人工智能等都成为书写的主题。

　　（实习生孔宁婧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