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公益 从未遗憾

短发、云纹上衣、黑裤子、尖头高跟鞋，初见房涛的第一印象是干练。她日程表上的时间精确到分钟，提前两周就排得满满当当，对此她习以为常。

2007年深圳市慈善会（下称“市慈善会”）决定在社会上遴选一个秘书长，在商界打拼多年的房涛因此进入慈善领域。跨界经历让房涛能站在多角度看待问题，“政府是第一部门，企业是第二部门，社会组织是第三部门，了解不同的诉求和话语体系，发现自我社会价值”。

房涛的认真也影响着身边的人，其中包括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杨钦焕。“她对慈善事业发展前沿有着最敏锐的捕捉，知道未来的方向和目标。”2010年进入市慈善会的杨钦焕曾与房涛共事，将房涛视为自己的老师。

如今，房涛已成为市慈善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两次获评“中国公益百人”，在推动企业冠名基金、企业战略慈善、支持第三部门成长和志愿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杨钦焕也扎根公益创投领域，曾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公益基金会秘书长。两人在公益路上的探索，都未曾停下脚步。

9月20日，第七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在深圳开幕，本期《深圳故事》将讲述这两名资深慈善公益人的故事。

采写：南方日报见习记者 姚淑慧

统筹：张玮

2008年，深圳人的慈善启蒙年

房涛认为2008年是深圳的公益元年，市慈善会当年为汶川赈灾捐赠额超过10.75亿元，位列全国城市慈善会系统捐赠第一名，获得政府最高规格的奖项——中华慈善奖。

但当时很少有人将慈善和商业联系起来，“那时候外界感觉扶贫济困、抗震救灾就是慈善的全部”。

在这种背景下，房涛创造性地提出“大慈善”概念，将教育、医疗、卫生健康、环保、养老、残障等均纳入慈善范畴，提倡将经济领域优秀成果和商业效率引入社会服务。她积极推动企业冠名基金，希望以此作为企业战略慈善的载体，并将慈善上溯至企业社会责任的启蒙和培育。

“我当时受到很多质疑，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觉得这个到底是不是在干慈善，甚至认为是在帮企业做嫁衣。因为他们觉得，企业赚了大钱就应该捐，凭什么还要考虑它的战略一致性，还要考虑慈善左手支持社会进步，右手支持企业可持续发展。”房涛回忆起当时的情况。

但她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一直推动至今。目前，市慈善会发展成立了冠名基金295个，2018年度冠名基金年度捐赠收入额2.35亿元。这个做法领先了《慈善法》出台8年。《慈善法》中提到，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同时慈善组织应当合理设计慈善项目，优化实施流程，降低运行成本，提高慈善财产使用效益。这与房涛推行冠名基金，尊重捐赠人意愿并专款专用的想法非常接近。

2008年对于杨钦焕来说也是个难忘的年份。当时他结束了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两年的志愿服务生涯，成为深圳东湖中学的一名驻校社工。那一年，他看到“5·12”汶川地震激起民众的捐赠热情，奥运会的举办则在全国掀起志愿服务的浪潮。“很多人有了第一次捐赠体验和第一次志愿服务，就是出钱和出力两种。更重要的是，海量民间公益组织也由此兴起。”杨钦焕认为，这与政府放宽公益组织登记门槛、公众认知发生改变、政府资金注入有关。当时的深圳，政府已开始向公益组织购买服务，“这是非常新潮的做法”。

民间公益组织大量出现，催生一个重要的社会需求：组织创办之初，资源能力不足，需要得到支持，但不知道从哪里寻求帮助。公益创投则提供了让所有人平等参与社会创新的机会。“2008年也是深圳公益创投发展的重要源头，2009年深圳和上海率先提出公益创投的概念，就是借鉴商业领域的创投，在公益组织创业阶段和公益项目成长阶段，提供能力建设和资金支持。”杨钦焕说。

2011年，杨钦焕借调到深圳市民政局，参与特区慈善条例的制定，“当时征求意见不少于5轮，我们把国内外慈善立法捋了一遍，现在那80多稿还存在我电脑里”。虽然这个慈善条例最终没有正式出台，但后来全国人大启动的《慈善法》立法吸纳了其中一部分内容，特别是关于慈善信托的部分，“这是深圳为全国作出的探索和贡献”。

用商业力量助推慈善发展

借助商业力量推动慈善发展，战略慈善和冠名基金并非房涛唯一的尝试。2012年开始，市慈善会和中国建设银行合作，设计了针对社会组织免抵押、免担保的低息贷款。“这个到目前在全国都是唯一的，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金融创新。”房涛说。

在公益金融方面，市慈善会还做了一些有趣的尝试，“我们和建设银行合作的慈善理财产品已经推出了10期，用户购买理财产品后，将把部分收益用于慈善捐助”。对于这类产品，房涛比较有信心，因为它可以让用户在享受收益的同时贡献一份爱心，鼓励更多人参与到慈善中，公益金融产品系统性、规模效应初显。

房涛认为深圳作为“慈善之都”，应该追求更高效的慈善。她建议有关部门逐步明确慈善组织享有的税收优惠举措，提高落实的便捷性和开放性，让覆盖面不再局限于慈善捐赠，拓展到慈善收入、消费扶贫、慈善信托、收益资产等方面。

如果说慈善理财产品用金融手段降低了慈善的门槛，公益创投则为很多项目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公益创投大赛的重心在不断变化，项目、传播、能力建设……杨钦焕认为大赛定位并不清晰，而商业领域划分得很精准。“天使轮、A轮、IPO冲刺投资，已经形成很好的生态链条，公益创投领域一直没有分工，比较混沌，有很多重复工作。”

2019年，杨钦焕在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首次提出“社创板”理念和标准，对标“科创板”在科技创新的作用。“社创版”类似IPO冲刺阶段，对年度最具发展潜力的公益新锐项目给予专业权威的验证，提供资金支持和能力建设，助力这些项目高速成长。

谈到成功案例，杨钦焕有些兴奋，直接拿起手边的矿泉水瓶开始比画，“喜憨儿洗车项目是大龄特殊人群就业的典型，路演时就打动了我。这个项目拥有自我生存能力，可形成商业闭环。他们承诺在洗车价格、时间、干净程度都向市场平均水平看齐”。面对特殊人群的就业难题，喜憨儿洗车项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思路。

“是光——大山的孩子会写诗”项目则希望帮助偏远地区的儿童接受诗歌教育，增强他们的文学素养和情感表达。项目在2018年获得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金奖后迅速成长，“由当时4人的大学生团队发展成目前17人的专职团队”，杨钦焕说。

对于“社创板”的未来，房涛也持乐观态度。“在公益板块，‘社创板’对影响力投资、社会企业的孵化和成长、慈善公益领域人才更广泛的吸纳、公众对公益与商业关系的认知、慈善组织效率，慈善项目的培育、孵化和规范发展都有一定影响。”

建议建立慈善人才成长与激励机制

深圳是全国人才的聚集地，但慈善人才仍存在瓶颈。房涛认为慈善从业人员薪酬低、缺乏职业发展路径、人才流失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慈善事业的发展。“目前慈善行业在能力培养、组织管理等方面还有提升空间。和企业相比，员工的思维迭代速度没那么快。”她建议深圳出台慈善公益事业发展的人才培养政策，建立人才成长与激励机制，以人才的持续发展带动慈善事业发展。

虽然市慈善会已成为深圳捐赠的主渠道，房涛仍时常感受到压力，“有一种时不我待、如履薄冰的感觉”，因为热爱这份事业，所以特别在意机构的成长，有时这种情绪会传递给员工，让他们也倍感压力。房涛坦言当压力大于激励的时候，会影响机构的组织能力建设。“员工内驱力，是慈善组织最宝贵的竞争力。”

提起人才问题，杨钦焕也非常重视。“‘公益可以是职业’这个概念还没有被大众完全接受和认知。如果只依靠业余人员，效率极低。有了职业体系支撑，才能将最高的效率应用于这个社会。”杨钦焕介绍，“简单来说，专业组织可以帮助捐赠人把钱和资源用好，再从捐赠的钱中收取一定管理费。有些人对捐赠的理解还停留在个人献爱心层面，没有上升到解决社会问题的层面。把钱花好是有成本的，这就需要一个公众教育的过程”。

对于“公益职业经理人”，杨钦焕说，“有些人价值高，理应获得更高的报酬。但是国内缺乏大型的慈善组织，公益行业的职业天花板较低，没有形成健康的职业晋升体系，导致公益人才的发展空间不够开阔、很难自由流动，经常被吸引流向别的行业”。

他认为在量化公益人才的价值方面，项目管理和筹款领域值得尝试。它们在国外已有相应的职业资格体系，今后他想推动筹款员和项目管理员在国内的发展。杨钦焕建议，“未来慈善组织可以适度集中、规模化，培养更多头部机构”。

幸运儿是杨钦焕给自己的标签，他表示，“做公益13年，我没有遗憾，每走一步都获得很好的发展台阶或者机遇”。但这种幸运并非凭空得来，杨钦焕在完成基础工作以后，总是进一步尝试和挑战。虽然可能有风险，但他把这种精神当成自己的座右铭，不断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