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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透过宗教文化来理解华南、西南山地民族族群历史与社会文化特征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论题。早在三十多年前，美国已故道教史学者司马虚（Michel Strickmann）就根据日本学者白鸟芳郎主编的《傜人文书》来推断道教传播与瑶族等华南山地民族“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他认为，自南宋以降，随着天心、正法等道教教派逐渐走向民间，瑶族等山地民族逐渐借由道教科仪书、道教宗教组织及道教仪式而对汉文化进行吸收，从而实现内在的“汉化”。
司马虚的这一推论，被部分社会文化史学者视为与近几十年来与华南研究相对应的一种研究范式。在我看来，司马虚的推论之重要意义不仅在于瑶族自南宋以后的迁徙及其透过道教文化传播而产生的“中国化”，也在于他以道教史学者的眼光意识到道教文化对于南方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重要意义。遗憾的是，在后续的研究者当中，结合族群历史与道教发展史进行的进一步实证研究实属凤毛麟角。诚然，中国学者关注瑶族等少数民族宗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但是纵观彼时之研究与当下常见的民族宗教研究，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一种对“既定事实”的分类与确认，基于个案研究而进行的宏观理论探索仍处于一个发展瓶颈期。由王建新教授主编的《南岭走廊民族宗教研究——道教文化融合的视角》一书，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撰写的。 王建新认为现今道教与南方山地少数民族的研究有三大方面的弱点与问题：一是“缺乏整体文化动态研究理论的支撑、历史事实及现状特征的具体确认多、整体理论的提升分析少”；二是“研究类型分布不均衡、缺乏个案民族及地区的挖掘性研究与全国范围的整理性研究之间的承接环节”；三是“聚焦南方少数民族与道教关系的研究很多、关注道教在族群互动及跨文化交流过程中所起作用的研究则比较少”。 针对这一学术现状，他希望以民族走廊的概念为出发点，通过宗教文化类型的分析方法来对南岭走廊山地民族宗教进行“动态立体型”的研究。意在深化拓展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民族走廊、民族文化历史动态研究理论的同时，“克服自我民族中心主义”，在说明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动态之时，也揭示少数民族文化形成的历史过程和具体形态。 该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道教的传播及其结果——文化融合的历史及现状”对南岭走廊道教文化传播的主要起点湘中地区、东部初期传播的闽粤地区、中部后期传播的湘黔交界及黔东南地区、两广云南的山地少数民族传播地区、当代族群及宗教文化互动的广东北部和云南中部等重要地区进行了历史过程和现状考察。意在展现道教与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互动融合的历史过程以及各民族跨文化交流的动态现实。 第二部分“粤桂黔滇民族宗教调查——文化融合的类型及差异”收入9篇田野考察报告，主要集中考察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省壮、瑶、苗三个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大部分的田野报告为我们揭示了各地多元的宗教仪式文化。 通观全书的讨论与记述，我们看到了南方山地民族宗教文化的多样性。而在这种多样性背后，则隐含着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道教文化元素的无处不在。这也是王氏寄希望于透过道教文化融合的视角来践行宗教文化类型分析的缘由所在。于编者而言，这不仅有益于赓续学术传统，更能从实际的研究中展现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对民族宗教的研究之重要意义。 在很多学者都将民族宗教视为一定民族文化特质的今天，能够摆脱民族中心主义而追求自在时空中的宗教文化关联，从而利用民族走廊概念和宗教文化类型分析来统合道教文化与山地民族宗教文化之间的动态关系，无疑是一种重要的学术尝试。 然而，本书既是一种新的学术尝试，自然还有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坐实。就笔者管见所及，对于南岭走廊山地民族宗教的考察，至少还应要注意以下几个基本层面的问题： 首先，面对一个讲究传承历史的“民间社会”，我们不仅需要对当下的仪式专家及其活动进行细致观察，还要对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仪式传统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笔者相对熟悉的广西中部壮族师公来说，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平面化、静态化的文化结构来阐述田野所见之要素，但是师公本身的师承谱系及其与村落中其他仪式专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都未曾受到重视，而这些要素又是我们解释当下的仪式活动及仪式专家之间互动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方志文献、宗教文书、族谱、口承传统对村落仪式专家的师承谱系进行细致梳理，以对特定地区的仪式专家之仪式传统有一个基本判断。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仪式观察与访谈，才能更具有纵深感。就这一研究层面而言，本书虽然在较为宏观的方面谈及道教在华南地区的传播历史，但微观社区的仪式传统分析仍未被研究者重视。 其次，需要充分结合宗教文书内容对仪式进行更深入分析。文本的运用是仪式专家行仪的一个基本参照。本书著者对宗教仪式展演过程的观察比较细致，但对于仪式专家本身所运用的宗教文书却少有讨论，即使有讨论也是停留在内容的复述及文本性质的确认层面。如此一来，当我们讨论到仪式专家的仪式意义与结构之时，往往陷入一种自我预设之中。如果对仪式专家的文本进行细致分类与整理，我们会发现仪式过程所不能展现的文化意义。 第三，对闽台地区道教研究需要投入更多观察与理解。一如编者所意识到的，道教文化因素在南岭地区民族宗教中的广泛存在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这也是编者立意的基础。因此编者在进行学术综述时，对国内学界的瑶族道教研究进行了回顾。不过综观整部著作（包括序言），我们未曾找到编者或文章作者对闽台地区道教仪式研究进行关注。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外学者就道教仪式研究进行了颇多尝试，尽管他们的学术旨趣并不统一，但是对各派道士的观察与分析都非常细致。他们所回应的问题虽不是族群历史文化与宗教仪式之间的关联性，但对教派、仪式分类、仪式人员师承谱系、仪式架构、道教仪式与民间宗教的关系等方面的分析，颇具启发意义。因此，若跳过这些研究基础而进行画地为牢的探寻，显然无益于我们更深入的讨论。 此外，近年来南岭地区的族群历史文化已受到历史学界的颇多重视，无论是历史地理学还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都为我们初步揭示了明清以降这一地区汉族及瑶族等族群的发展历史过程。抛开人群的历史而去推断宗教文化之变迁只会造成一种沙滩建楼的局面。因此，在对南岭走廊的民族宗教进行研究时，人类学与历史学更紧密的“结盟”或许才能促进编者所期望的历史动态与文化结构分析相结合的学术追求。在这方面，近三十年来社会文化史学者在华南地区的研究探索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观照。 本书作为一本集体协作作品，其内容虽存在多元性，但也在整体趋向上体现了编者的用意。从民国时期的学术探索到当今的进一步研究，说明了南岭走廊一带民族宗教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本书主编及其研究团队近几年的研究实践为我们展现了新的解释路径的可能。与此同时，宗教文化类型的分析方法无疑也是中国人类学宗教研究的一种重要理论创新尝试。要而言之，面对南岭走廊地带多元化的族群、宗教及历史文化，我们仍需继续摈除学术藩篱，在实证研究中探寻更具解释力的研究方法，方能获得更全面、深刻的认识。 （覃延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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